焦裕禄：热爱劳动、艰苦朴素、不搞特殊化的三条家风

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儿子焦守云眼中，焦门家风是这样的——

要热爱劳动，不能不劳而获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焦裕禄一有一点功夫就领着孩子们去劳动，参加小秋收，参加拾麦穗。那时候孩子小，拾麦穗的活动，把收到的这些东西全部让它颗粒归仓，那时候生活艰难，焦裕禄会领着孩子们房前屋后种瓜种豆，而且在吃不上肉的年代，到处都是草，就领着孩子们养了一群小兔子，既增添了生活乐趣，又体会了劳动的艰辛。 

要艰苦朴素，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，要比就比学习比进步。那个时候，焦裕禄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，小的穿了再小的穿，一直到它不能穿。毛主席接见的时候，焦守云穿的是一件姐姐穿小了的衣服，而且袖子补丁摞补丁。焦裕禄平时对孩子要求很严，笔记本要再换的话，一定要让他看，非得正面、反面都写了，才给换一本。铅笔要一直用到捏不住了，焦裕禄再做一个铁皮的小圆筒，套在铅笔上，就这样一直把它用到最后，实在是不能用了再扔掉。 

领导干部的家属孩子不搞特殊化。焦裕禄对妻子要求很严，不能收受任何东西，公家的东西，一分也不能占。当年就因为妻子到食堂提了一壶开水，他说了她一顿：“人家大老远把水拉回来，你去提了用，你可是方便了。你知道嘛，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，你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。”因为这一壶水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出去。如今，焦家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共有27人，第三代10个孩子中，有一半在打工或待业，谁也没有搞特殊化。

谷文昌：“清白持家、简朴本分、为民奉献”的清廉家风

谷文昌用严格身教让清廉家风在子女心中深深扎根。谷文昌的三女儿谷哲芬说：“父亲很少说教，也没留下什么家书、家训，他的教育是身体力行展现的。”在子女眼中，谷文昌严厉，甚至“不近人情”，５个子女在工作、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他任何“特殊照顾”，甚至政策允许的事，他也不为子女“争取”。小儿子想留在他身边工作，他断然拒绝；大女儿一干临时工就是15年，在此期间，即使是符合政策、程序，他从未动用自己的人脉、资源，帮女儿说过一句话，打过一声招呼……在他的心中，组织原则高于一切，党纪党规大于亲情，党员形象重于泰山。

“两袖清风来去”，简朴是子女们对家风的共同记忆。谷文昌大女儿谷哲慧说：“父母都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，不贪图物质的享受，一辈子勤俭，家里从没置办过什么贵重的家具。从河南到东山、福州、宁化、漳州，他们的行囊永远都只是两个樟木箱子，里面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和生活用品，去世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‘传家宝’。”

　　杨善洲：不让子女沾光 也不给亲戚开“绿灯”

一天，一位亲戚到地委机关找杨善洲：“大哥，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，把我爱人、小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！只求你这么一次。”杨善洲笑了：“唉，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，办私事的都把我包围了……”他对这位亲戚说：“我手中是有权，但它是党和人民的，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。”多少年来，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，他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，没打过一个“后门”电话。杨善洲锁定了权力的“阀门”，关闭欲望“禁区”，在平凡与简单中，赢得了百姓的敬仰。

杨善洲对孩子家教严格、近乎苛刻。他放弃了给符合条件的老母、妻儿办“农转非”的机会，一家十多口人多数在家务农，理由是“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、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，我这个‘班长’怎么能够先转呢？”他在得知妻子坐月子期间因不能外出劳动、家里缺吃少穿而接受了民政干部送来的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后，严厉批评妻子，“地委领导的家属也不能搞特殊，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给公社”。妻子张玉珍硬是带着一家人省吃俭用半年多，把大米和粮票还给了公社。当代课教师的女儿要报考警员，希望他关心一下，他硬是不打招呼。杨善洲表面上对家人严厉冷酷，其实，这饱含着对家人深沉的爱，培养起自强、自律、自净的人格，练就真本事才能不惧人生坎坷，不占公家一点便宜才能平安无虞。其治家虽严苛，实则饱含大爱。杨善洲女儿说：“他生前对我们姐妹及家人非常‘苛刻’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爸爸不过是坚持了基本的做人做官的道理，并且用这些道理教育、塑造、感化我们。他虽然不善于和我们讲出来，但其实饱含着对家人最真诚的爱。”“是父亲用一生的自律留给了家人一个平安、清白的人生。”